如此，司法者方可能在共同的法律框架内解释适用法律，并针对同类型的行为做出趋于一致的判断，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

（一）《法国民法典》的规定 《法国民法典》严格区分亲权与未成年人监护。[37]兄弟姐妹之间本分形连气、情同手足，但一旦各自建立家庭，亲密关系则会削弱。

法院不依第1款第二句作出确定，可以许可向监护人给予适当报酬，并且，由于特殊原因，也可以许可向监护监督人给予适当报酬，但以监护事务的范围或难度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为限。亲权是父与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照管、监督、教育的权利与义务，依亲子关系自然产生。但是，如果一概不允许监护人辞职，不但对监护人失之苛刻，且有时也强人所难。如果任由父母履行监护职责，未成年子女必然面临很大的生存、生活风险。超过规定期限未予使用的，监护人应当计算利息。

其他个人或组织担任监护人时，应确立由法院的一般监督与监护监督人的日常监督相结合的双层监护监督机制。至共和国末叶，战乱时起，人们四处迁移，往往不知族亲宗亲在何处。其二，法理学是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所以世界各国的法理应该是一样的，不存在中国特色的法理学。

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反对分离命题，更多地主张在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普遍联系之中把握法律的意义。这源于学者们已经萌发的中国问题意识及智库研究的引导。法律文化与权利观念的引入，被称为是中国法理学1980年代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二就是一些人认为制定法是唯一法源。

法治思维的展开就是法治政治的原理。一些学者否定中国法理学的原因在于：其一，中国的法理学都是学习、引介的西方法理学。

经过法理学人一百多年的研习，出现了大量法理学研究的著述，从而为世界法理学之林出现中国法理学奠定了基础。观念中的法、制度中的法、现实中的法、动态的法、静态的法、法学中的法、政治学中的法、西方的法、中国的法、官方的法、民间法以及政策是不是法等等，都在缠绕着人们的思想。1949年以后的中国法理学研究，起初主要是引进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以儒家为代表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还在很多方面影响着我们对西方法律价值、法治文化、法律方法的理解。

因此，中国法理学界需要认真研究在中国实现法治的原理，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做好理论准备。但只要有理解，理解便会不同这在法律价值传播过程中也表现的非常明显。在中西融贯的过程中，我们拿来西方法学概念、法学原理、分析方法，引进了法律价值以及法治理念，但这种来自西方的原理难以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接，也难以直接解决现实的问题，因而需要中西结合。法理学发展的动力来自中国社会矛盾的解决需要法治，而法治建设需要法治之理。

以至于到今天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法理学中缺少法理。刘作翔、刘学灵、武树臣等学者法律文化的研究，开启了对法律本质等问题探究的新路径。

虽然人们所使用的概念都是西方译介过来的，但包含了中国人对这些概念的独特理解。这使得中国法理学的专业化和实用性明显增强。

其实不然，中国人对西方法理学的吸收，虽然没有经过细致的论证(即哪些理论观点应该成为中国法理学的内容很少有专题的论证)，但我们对西方法理学的吸收绝对不是全盘吸纳。虽然西方法理学也在谈论法治与政治、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但能够彰显中国特点的内容主要是对法治与政治、法律与政治等关系的独特解释。中国法理学的整合思维不仅没有使法律更加清晰，反而是通过整合更加模糊了对法律、法治的认识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法律的看法，好像法律仅仅规范人们的行为。法理学是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产物，是随着法学学科的细化而产生的基础学科。上文述及，张中秋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法理学的存在。

这一目标的明确，既来自执政党的要求，也来自法理学的自觉。[3]在实践论影响之下，中国法理学者的研究特别关注实践问题，主张在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中发展中国法理学。

就体系性知识、价值和方法的构建来说，中国法理学者所做的创造性工作并不多。这对全面推进法治中国目标的实现来说可能是最危险的。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中国法理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学科体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等方面都有了快速发展。(11)刘作翔：《论法律文化》，《法学研究》1988年第1期。

③胡玉鸿曾撰文《民国时期法律学者法理观管窥》，认为：‘法理成为民国时期普遍使用的法学范畴，但究其名称，除‘法理外，又有‘条理‘理法‘性法‘学理等不同称谓。法学研究方法全面介入，人工智能、经济分析、教义学分析、科学方法、逻辑分析等不一而足。法理学的目的在于对具体的法律职业问题领域、法的因果关系及其效力进行论证，法理学注重的是对法律思维的描述。虽然没有中国人创设的原理，但对这些概念、原理的理解与传播却都带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这也为随便解释法律而不受追究提供了机会。在民国的法学教育课程体系中，也有法理学或法哲学，但是作为选修课开设的。

既难以自圆其说(逻辑上存在很多相互矛盾的观点)，也没有形成解决、解释中国的社会矛盾法理学的原理体系。尽管其内容主要来自西方法理学，但也有中西结合的内容，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法理思想的挖掘。

在西法东渐的过程中，大量西方法律、法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由于定义法治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完成，所以量化法治的工作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但我们还需要看到，中国学人在西方法理学知识的基础上累积出中国学者所言说或传授的法理学(对中国法理学属于统合法理学的原因在本文第三部分接着论述)。法律、法治的命运随着人们的不同理解而衍生不同的走向。⑦也许现在总结中国法理学70年的成就并不合适，因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才刚起步，法理学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中国学者对社会矛盾的分析更习惯使用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政治法理学。

因此，在传统法律思维的基础上出现了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的概念。文化、法律文化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学术概念，但是，伴随中国学界对文化问题的关注、深入讨论和激烈争论，作为舶来品的法律文化一词开始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热点，法理学、比较法学和法律史学领域的许多学者纷纷上阵参与讨论，颇有言必称法律文化之势[23]。

法治中国建设服务目标的明确，是中国法理学摆脱西方法理以及攀附政治的开端。第二，需要认真对待西方法理学中的分离命题。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法理学中没有法治之理，而是说维护法治的法理多是片段性的，没有形成系统的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理论体系。季卫东认为：人们老是强调‘中国的法理学，这种说法是蛮荒唐的。